今年4月起，温州推行公务车辆改革。拍卖公车1400辆，约占总数80%；留下300辆左右执法执勤公车。车改后的用车补贴，从正县实职到科员、办事员按职务层级划分为7个档次，正县实职每人每月车补3100元，相当于温州市区最低工资标准的3倍。温州的正处级官员车补，超过杭州正处级官员800元、副厅级官员500元。

　　由于车补标准最高，让被誉为“力度最大的地方政府公务车改革”的温州车改大打折扣。以温州市发改委为例，车改之前的2011年，该委及下属单位公车费用支出约为133万元；车改后需年发放车补总额162万元，反倒比车改前每年多支出近30万元。温州车改的初衷之一是节省行政开支，如今既有“洗白”公车私用让其合理化之嫌，也让人对车补标准的确定原则匪夷所思。

　　在公开层面上，温州车改车补标准的确定原则显得过于简单，即以职务层级划分——由此不乏矛盾与问题。譬如，科员和办事员在市内的公务往来，理论上要比正处级官员多，车补从3100元一落到底至300元，是否符合工作实情需要？又是如何核算的最高与最低标准？

　　既往各地的公车改革教训表明，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并且公开论证过的补贴原则，车改往往就会走形变样。2008年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区委书记和区长一年车补标准高达8万元。其时舆论分析，一年8万车补可以行驶“绕地球两周”的高速公路里程，这显然是官员所做不到的。

　　公车改革的大方向无可回避，而从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改革努力上看，拍卖公车、实行车补，成为改革推动者所青睐的一种模式。这其中，车补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需要公开发布和论证，以此凝聚改革共识。否则，车改有方向，车补标准没有公开、合理、科学的确定原则，就会留下“赎买式”或者“福利式”改革的质疑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