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斌在一汽工作时的秘书讲述老领导对其一生的关心和支持。

　　刘书泽（东风汽车公司离休干部）

　　我在参军3年后的1952年，从华东三野转业到长春，参加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到1987饶斌同志与世长辞，一直在他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从事汽车工业。特别是在他身边工作的时日，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是我这辈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做好本职工作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

　　1953年，王吉章和我分别从一汽厂办调研室和秘书科调到饶厂长办公室工作。王负责搞专题调研，不在厂长室坐班，我则负责日常工作。当时，我已经历3年部队生活的锻炼和实践，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基本确立，陈毅司令员和粟裕主任的报告、讲话也听过多次，在华东军区政组部干部科当文书时，科长庄心一是个准师级干部，但这些跟在一个省部级干部身边工作却又大不相同。

　　跟我的第一次谈话，就像聊家常。他问我的家庭和生活情况，有什么爱好、特长以及怎样去参军的……还讲了对我工作的要求和注意事项，这让原本紧张不安的我很快就轻松平静下来。

　　从此，我就开始了难以忘怀的汽车工作历程。

　　在一汽的岁月

　　我进饶斌同志办公室时，他刚40岁，他是厂长，同时兼任一汽建设委员会主任，又是吉林省委、长春市委常委。他除了去省委、市委开会或去外地工作，我都得跟着。

　　为了便于工作，在饶（斌）家（市委分给张矛同志的房子，在朝阳路）一套日本式两层楼房的二楼，有我一间住房。所以我和饶斌同志及其家人相处的时间较多。饶斌同志对其母（何福庄）极为孝顺，大娘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对我很是关爱，要我常去家里住。

　　那时饶斌有4个儿子，我和他们相处得也很好。值得回忆和珍重的事情很多很多，只能讲些特别深刻和难忘的。

　　厂房建设形象进度表。日常工作不多时，饶要求及时了解主要厂房建设进展情况，而且最好能一目了然。我就在主要工厂平面图上选了基础浇灌、柱子树立、钢结构和厂房封顶等4个项目，用不同色笔标注完成图示。

　　饶看得很仔细。有一次，他发现没什么进展，问及原因。我说，没时间去现场。他说，可以让司机送你啊。并吩咐司机为此事用车，不用跟他汇报。此后，我坚持“及时”填写，饶还算满意，苏联总专家希格乔夫见此图表也说好。

　　“要在工作上多用心”。厂长室的期刊、资料很多，饶不可能全都看完。我就抽时间翻阅，并对一些与一汽建设有关的文章内容，或钩划重点，或做些摘录，或记在脑子里，在他需要时向他推荐可供参考的篇章。他很感兴趣，觉得对他有帮助，鼓励我今后要在工作上多用心。

　　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工地参加他主持的现场办公会。在车上，他对我说，今天的会已找别人做记录，对你只提一个要求：用心听会，特别是关键人物的发言及其主要观点提议。他还着重指出，对于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所以你听了还要用心思考分析。

　　会开完后，在回来的车上，他让我讲给他听，并还做了点评，使我得到很大收获。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他对我的要求不仅仅是做好一般日常工作，而是在刻意帮助我，提高我对人对事的思考，观察和分析能力。我打心底里感激他。

　　“你对我抓得太紧了”。对于经我手需向饶的请示汇报、紧要文件和信件的批示回复等，如没完成，我就很着急，并试着利用坐车时间来个“车上办公”。他也一一给我明示，让我完成了任务，我特开心。于是就继续这么做。

　　一次，在下班后的归途中，可能是一天下来太累了吧，他虽然也逐一明示，但又说了一句：“刘书泽啊，你把我抓得太紧了吧！”紧接着，他又说：“不过，这样也好，能让我少犯官僚主义”。

　　从“也好”这两字中，我深感歉意。以后我就尽可能不在归途中这么做，确有紧要的事情也先认真过滤，简要地向他请示汇报，尽可能不打扰或少打扰他，让他在归途中好好闭目养神。

　　共同劳动分享成果。为一汽开工建设，毛泽东亲笔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后，《人民日报》为引起全国重视汽车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支援一汽建设，特邀饶斌、郭力、孟少农等领导撰写发展汽车工业的专题文章。

　　我记得饶的专题是“发展汽车工业同国家工业化的关系”。他带我一起拟就提纲，让我先收集资料并起草。他对草稿至少做了两次很大的修改才定稿发出。《人民日报》登载后，寄来一笔不小的稿费，具体多少我记不清楚了。饶说，稿子是共同完成的，收获应该共同分享，要我留下一半稿费。

　　我认为，我只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和安排，做了属于我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事情，一分钱也不该得，因此不同意。但饶始终坚持一人一半，否则不肯收下这笔稿费。最后我只得无奈地留下了一半。

　　带头加入互助会。建厂初期，除了技术干部，绝大多数处级以上干部对汽车工业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饶建议并带头用提前上班的时间学习汽车构造和制造工艺，各部门一把手都参加，后来还开办了干部轮训班。

　　紧接着，全厂职工在工作的同时几乎人人都是学生，分别参加扫盲班，；上中学，；上业余中专，；上业余夜大，坚决摘掉“白帽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一汽成为闻名全国的学习型企业。

　　我也很想上夜校。解放前，因家里贫穷，我念到高一上就辍学了。但厂长室工作忙，上下班时间又不规律，一直下不了决心。饶帮助我下决心上业余中专，他说：你去上吧。周一、三、五晚，是你上课时间，我尽量不让你缺课。我很受感动，也很感激他。后来我又在吉林工大夜大学上了6年，还取得了毕业文凭。

　　饶还支持工会工作，带头加入互助会。互助会是工会为解决不够享受困难补助，但有临时性困难的职工而成立的。互助金由工会会员自愿出资，以后悉数归还。我是工会小组长，听到有人（包括个别副厂长）说，他不向互助会借钱，也不加入互助会。怎么办？互助会还能成立吗？

　　我正发愁时，饶厂长知道了这件事。他对我说，今天回去后你向我妈要钱，我加入。在他的带头支持下，工会小组人人都交了互助金，厂办工会的互助会成立了。互助工作顺利开展，得到大家好评。

　　不机械贯彻“一长制”。1950年代初，一汽有个很响亮的口号和歌声：“学习苏联，坚决一边倒”；“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切都要向苏联学习，为认真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我们设立了“专家建议办公室”。

　　学习贯彻“一长制”（苏联经济和行政部门的一种重要管理原则和领导方法，即授予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领导人履行职责所必须的广泛权力，同时规定其对工作结果应负的个人责任，目的是为了加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编者注）”当然也不例外。饶说，我们学习贯彻“一长制”是应该的，但不能生搬硬套，一个人说了算，擅自作出的决定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吗？，因此，对厂里的大事要事，他很尊重厂党委，充分听取书记意见。他说，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

　　饶和各位副厂长关系密切，遇事勤于商议协调，取得一致后再做决定。苏联总专家希格乔夫对饶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他不贯彻苏联的组织设计，该做决定时不做。郑树森（总专家的翻译）私下找我说，希对厂长这方面的意见很大，他没全部照着翻译。

　　但饶就是顶住了这股压力。

　　和基本建设同样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组织中层干部和业务骨干学习苏联提供的技术设计资料，为工厂建成后的正常运作做好充分准备。为此，饶想先抓点，再推广。但为加快工厂建设，饶被上级派往莫斯科洽谈加快事宜。

　　出发前，饶找来时任底盘车间主任的赵焕章，向他交待在其赴苏联期间，让我去该车间蹲点，待他回国后组织推广。饶在苏联期间，因时差关系，我晚上必须睡在厂长室值班，负责以刘西尧代厂长为代表的电话联络以及衔接双方之间的后续工作。

　　白天要蹲点，晚上要值班，很辛苦也很累，但我感到再苦再累却很快乐，很值。因为我经受了更多锻炼，积累了才干，收获很大。尤其是我和郭宝升（时任底盘车间后桥工部主任）就是在蹲点工作中相识相恋，之后结为终生伴侣。我还得感谢饶给我俩的机缘。

　　饶也很会生活情趣。他交谊舞跳得特别好，还会拉二胡，唱京剧，自拉自唱青衣曲目。他爱好摄影，节假日只要有休息时间就导演儿子们在院子里，在篱笆内外，展示多种姿势，拍下他们调皮嬉戏、令人捧腹大笑的情景。

　　1955年前他们有4个儿子，这时张矛同志又怀孕了，他俩企盼能有个女儿，大娘也为添孙女做准备。

　　预产期是（1955年）6月底前，但过了6月底，孩子还没出生。他们高兴极了，因为有种说法，晚于预产期出生会是女孩。1955年7月4日，张矛同志在家临产，还是生了个男孩（小五，饶强）。他们颇感失望。

　　可能他们仍想过一把有女儿的瘾。小强出生后，不给他理发，头发长长后，扎了两个小辫子，准备的女儿装也给他穿上。直到小强懂事了，哥哥们都笑话他，才剪去了小辫子，换下男扮的女装。但这段小插曲却让我看到全家人的大欢乐，特别是饶、张两人这一段生活史上的情趣。

　　工作调动依依惜别。厂长室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要换了，饶厂长问我想好了去哪里工作没？我说，服从组织分配，而且不论分到哪里，我都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你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他认为，我搞经济计划或生产调度比较适合。我就实话实说，两者相比还是做生产调度更适合我的个性和作风。他也赞成。于是，我依依惜别了厂长办公室，高高兴兴地去生产调度处担任值班调度（24小时值班制），之后还在该处搞过综合计划，直到1966年9月参加第二汽车厂的建设。

　　在二汽的日子

　　1966年，我听说要从一汽抽调大批人员去湖北十堰山区建设第二汽车厂，我很想再参加建设一个特大型的汽车制造厂。在饶斌的支持下，二汽第一批建设者400人中，郭宝升和我都榜上有名。

　　饶是建设二汽领导小组组长。1966年12月老营宫会议结束后，我首次去十堰，参加二汽建设规划和次年工作计划的准备工作。只见饶忙于“招兵买马”，给他的老战友们，如李东波等打电话，发动他们都来十堰参加三线建设。

　　“二汽设备战役”会议。1967年，饶在一汽74栋(后为一汽宾馆)召开全国性的二汽设备战役会议。这是一个以二汽为主，全国机床研究院（所），机床制造厂家参加的“三结合”（即机床的使用者、设计者、制造者）会议。

　　会议总结了一汽对前苏联提供的设备在使用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根据二汽将生产自行设计的载重车的标准以及采用新工艺、新材料需要，提出对新设备要求，号召与会者团结一致，力争大部分设备立足于国内自制，以此大力促进和提高我国机床设计和制造水平。

　　与会代表情绪高涨，会议开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他们不只是在大会上争相发言表态，还表示对定为国内自制设备的设计任务书的交付进度必须优先完成，以保证和缩短制造周期问题等都被确定下来。

　　开工后立即停工。1967年5月1日，二汽建设在通用铸锻厂址举行开工典礼，饶和刘景修（郧阳军分区司令员）挖了第一锹土。在山里的人都参加了，《人民日报》还登过专题报导。但由于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认为十堰是二汽走资派的避风港，勒令在二汽的当权派统统回长春接受审查。没有了领导人，刚开工的二汽不得不停工，饶斌同志也无可奈何。

　　真正抓革命促生产。饶在一汽经历一段残酷的批斗后回到十堰，担任三分部（二期建设总指挥部共有三个分部，三分部为二汽）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当时军代表掌权，饶的处境很不好，工作也十分艰难。

　　掌权的不熟悉业务，熟悉业务的不掌权。例如原二汽整个工厂设计，根据山区气候实际情况和汽车生产对室温的要求均有暖通设施，但激进派坚持按地区划分的条条框框，非要予以取消。为此饶多次召开会议（有的会议我参加过），多方做工作，耐心细致地说理，双方仍相持不下。

　　最后还是饶有办法，他提出折衷方案：预留暖通设施余地，现阶段不设计，以后视实际情况追加。事实证明，作为山区汽车生产条件之一，没有暖通不行。饶的折衷方案才是真正抓革命促生产啊。

　　多么豁达大度的人。田××（女）原是一汽技术员，后调二汽，是“2•13”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在揪斗饶斌（他们认为饶是二汽最大走资派）时，她曾拿鞭子抽打饶斌。游斗时，在饶的颈部用铁丝挂沉重的牌子。饶遍体鳞伤，颈部被勒得血迹斑斑，这是我母亲（王玉梅）在饶斌被游斗时亲眼所见。

　　1983年二汽发动机副厂长叶言章告诉我：田××（是该厂技术员）得了白血病，她一直单身，是饶斌要求我们让田回上海老家去治病养病。从这里，可以看出饶是一个多么豁达大度的人。

　　老厂长好可怜。1970年春节前到1972年春节后，我是襄樊二汽五七劳动学校的不定期学员，母亲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住在柳林沟（原设备制造厂的首选厂址）老乡房子里。饶斌当时一个人在山里工作，公事办完去过我家几次。

　　母亲告诉我，你们的老厂长好可怜。人也瘦了不少，我让他有空常到家里来，我给他做饭吃。建厂初期厂部大楼对面就是我家，饶认识我妈。在二汽期间，他到老乡家，一是看望我娘，二是顺便蹭顿饭吃。他爱吃老人家做的饭菜。

　　印象不浅。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这个非“三门”（即从家门-校门-厂门）干部被分配到襄樊二汽五七劳动学校，边参加劳动，边接受审查，是一名不定期学员。在该校度过三个革命化春节。

　　一次，郭宝升开车送一批定期（3个月）学员到校，看到我在学校的情况。回到十堰后，他找到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张矛同志：“刘书泽到底有什么问题？要审查到什么时候？再审查不清，我可要同她打离婚了（自然是佯装的）！”

　　1972年春节后，我被调到传动轴厂（54厂），先后在生产调度科、两吨半越野车形成能力办公室、计划科工作。那时饶是十堰二汽（政企合一）党委书记兼二汽厂长，并在54厂传动轴车间搞班组建设蹲点，他常来厂里开会。

　　我任计划科副科长时，二汽推行经济责任制，计划科是牵头单位，工作担子重。饶鼓励我要不计名利努力工作。54厂是二汽第一个进入大庆式企业的厂，计划科是二汽计划系统的排头兵之一。一天，张华枝（饶的大儿媳）对我说：刘阿姨，我爸有一次要刘松亮（当时是饶的秘书）办事时，却叫你刘书泽的名字，可见他对你印象不浅啊。

　　写信教诲。1966年郭宝升调入二汽就是设备制造厂（下称22厂）一把手，饶对郭也很器重和关爱，多次嘱咐22厂不仅要为二汽前方厂服务，还要为武装整个汽车行业打基础做准备，并把引进美国克莱斯勒组合机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合作工作交给总厂总师俞云焕和他。

　　为此，饶还给郭和我写了封信，其大意是：二汽建设很需要像你俩这样的人才。历史上、世界上有才干的人不当领导，当领导的又缺乏才干是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前者甘当领导的智囊人物也大有人在，而且还可能是终生默默无闻。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能做得更好吗？

　　当郭在担任22厂一把手的第17年时，听说51厂成了影响二汽生产上的“瓶子口”，是一个没有进入大庆式企业的老大难厂。郭读此信后，委托我向黄正夏书记请战，自愿去51厂试试。此前总厂好些领导认为郭去51厂最合适。但让一个已担任厂长17年并平调去老大难厂，谁找郭来谈话呢？郭主动请战当然立刻同意。这样郭以51厂为家，以整顿领导班子为切入点，苦战100天，打开瓶子口，51厂也进入大庆式企业。这同饶的谆谆教诲和深切期望分不开。

　　1983年，黄正夏书记根据二汽一学首钢贯彻经济责任制中的问题，组织二学首钢，让我（时兼总厂推行经济责任制领导小组副组长）和顾林生（时任铸二厂总工程师）率队二学首钢。学习任务完成的当天中午，快要踏上返程火车时，一大早就接到中汽办通知，让我们参加饶斌主持的座谈会。

　　到会场，我们才知道就是专门听取二汽推行经济责任制、产品开发、生产准备等方面的主要情况。饶还提了不少建议和要求让我们转达。我和顾在列车上商议后，由我执笔抓紧时间完成两个汇报稿，并经大家传阅定稿，一回到厂部就上报黄书记。这也是大家学习饶的一贯作风——雷厉风行。

　　1983年7月郭接到调令，去天津市机械设备成套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他很快就要上任。我舍不得离开二汽，拖了两个多月，当我得悉我的所有关系已同郭一起被转走后，才不得不离开倾注了一片深情在穷山僻壤中建成的第二汽车厂和一座美丽的山区汽车城。

　　在津汽的日子

　　1983年我调离二汽时，我国汽车工业正处于缺重少轻、微型汽车几乎空白之际，按中汽规划将在全国建设三个微车生产基地，天津是其中之一。饶斌时任中汽公司董事长兼党组书记，他建议我随郭宝升到天津后参加微车基地建设工作。

　　当时津汽公司只是天津市机械局下属公司，为上微汽正准备升格为市属局级公司，还在等待批文。我一时还进不了该公司，就到中汽公司要活干。时任中汽总工程师的陈祖涛说：正好。我们要建一个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想找个合适的人跑立项工作，你找上门来了，这事就交给你了，算是公司规划处借调的吧。

　　说干就干。饶斌给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赵东宛写了一封请求批准立项的信，我拿着中汽的正式报告到国家科委活动。

　　为能在天津市建设此“中心”，饶还提出，除了他自己同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联系外，再向天津市政府打报告，请求天津市政府出具同意在该市建此中心的批文，再送国家科委。

　　1983年12月23日，中汽公司拿到国家科委批准立项的文件后，又让我协助完成组建技术中心筹建班子的工作。然后任命我为京津冀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经理助理兼规划改造处处长，侧重抓天津微型汽车建设工作。

　　在他支持下进津汽。饶斌和（李）岚清（时任天津市副市长）都以为津汽公司升格后，我带着京津冀公司的职务到该公司任职则顺理成章。但不知为何，我的关系一直转不进去。岚清建议我去他主管的外经贸委合资企业处任职，我表示我们还是听老厂长的意见搞微型车吧。

　　当我得知是津汽公司主要领导人担心一个外来干部还担任公司经理助理职务，可能会影响该公司很多本地干部的积极性时，我就自做决定，只要让我干微型车工作，我不计较担任任何职务，并主动找津汽组织部长表明态度。这样才进了津汽公司。

　　饶得知情况后，告诫我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要敢于和善于面对可能面临的诸多困难。他特别指出，一个人独自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单位，人生地不熟，一定要处好人际关系。这些我都牢记在心。

　　同时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职务是为适应和做好工作的需要而设置，能兼经理助理职务，更有利于工作开展；无此兼职不过多增加些工作难度，多费些精力而已，说不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经历了特殊锻炼，还能增强我的特殊才干呢。

　　于是，在饶的支持下，我抱着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正式踏进津汽公司大门。

　　站得高，看得远。天津大发同日本签约不久，饶就看中了大发株式会社生产的“chared”微型轿车，该车与天津大发共用发动机总成，还有不少通用零部件，就建议天津接着上微型轿车。

　　李瑞环市长完全同意，让津汽公司进口300辆夏利（此名是李瑞环市长在办公会上取的车名，有“华夏得利”之意）整车，给天津市和周边地区的出租车和商务车使用，先投石问路。

　　结果反应极好。夏利被确认为是一款经济适用的微型轿车。于是津汽公司在市政府和中汽的特批下，与日本又签订夏利技术引进和CKD装车合同，并在建设天津大发3万辆产能的同时，安排夏利万辆能力起步工作。这两款微型汽车先后投产，津汽公司不仅在行业内赢得很好声誉，同时还成为天津市的利税大户。

　　北京之行备忘录。为解决CKD指标、外汇额度、享受优惠进口关税等诸多问题，公司经理要我进京专办。三天内我走遍了中汽、国家计委、经委、进口审查办和海关总署等部门，解决了大部分问题。对尚待解决的问题有情况，有建议，并将在各部门遇到和听到的敏感问题也写进备忘录，供领导参考。备忘录一式三份：公司经理、本处中层传阅、抄报饶斌（饶要求我对津汽的大事及时向他通报）。

　　没想到被抄报的反馈意见最快，饶说，通过此备忘录，看到我的工作情况，更认定建议我进津汽公司完全正确，鼓励我继续努力干好这份工作。没多久，我被任命为公司副总经济师兼计划处长。

　　最后一次工作汇报成永别。1987年8月，我代表津汽公司到中汽公司参加工作汇报会。按照饶定的惯例，我每次赴京出发前要向他通报，以便他有时间也有需要时，向他汇报天津工作进展情况。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给他们家打电话，饶强接听。他说，太好了，刘阿姨你能来，我明天中午就不用从厂里赶回来给爸做饭了。我说，不行，假若上午赶不上我汇报，下午汇报结束得晚的话，我也可能去不了你家呢。你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吧。

　　果然我下午两点半才结束汇报。赶到饶家，向他汇报完工作后，他说起即将去上海之事。正值天气酷热，我建议他带秘书一起去。他说，不需要，接送都在机场内，让年青人多做些更有意义的工作吧。

　　我又说，张矛主任不是很快回来了吗（张是中央纪委委员，正出差），等她回来后一起去呗。

　　饶说，不行啊。江泽民同志还要求他从长春直飞上海。

　　看来他已决意一个人去上海。这使我联想起饶患有脑部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之病。，那是在十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饶血压已超过200，有人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他，他犯病了。二汽职工医院心血管科的陈主任了解他的病情，一面紧急治疗；一面开大收音机并不断地同他说话，不让他入睡，否则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缺氧几分钟后大脑软化就无法抢救。

　　他第二次生病是任机械部部长期间赴德考察。顾尧饶天（饶当时的秘书）事后告诉我，也是针对性治疗及时才幸免于难。德国医生还对顾说，你们这位先生身体其他方面都还好，就是要特别注意再犯此病。

　　因此，我当时就认为此行如此安排实在不妥。岂知这一别就是我和他的永别。在上海最后一个工作日晚上，饶和江泽民同志等一起晚餐。晚餐后还有活动，但饶说太累就不参加了。他一个人上楼休息，却再也没有走下楼。

　　1987年8月29日，饶斌同志与世长辞。他是在退居一线后，在他付诸大半生心血创建的汽车工业岗位上壮烈殉职的。饶斌同志是我终身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