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句话想对父亲说：第一，您的奋斗目标在您走后第4年实现；第二，我国汽车产销量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高；第三，儿子没有给您丢脸。

　　饶达（饶斌长子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饶斌是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既没有依偎在父亲的怀中，又没有接受过甜蜜的亲吻；既没有因他身居高位，而使我得到工资方面的优惠，更没有在地位上受到关照。可我却深深地感到了父亲的爱，他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他的爱永远留在我的心灵深处。

　　我和二弟出生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那时认识父母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一对叫宝宝、贝贝的双胞胎儿子。由于我们是不足月生的，体质较弱，因此组织上每天给父亲的两个营养鸡蛋就成了我们的食品。

　　一岁那年，我得了副伤寒，因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眼看我病得不行了，父亲向去延安的干部要了点大众吃的药，把每片药切成四小块，研成粉后喂我吃，这才救活了我。

　　两岁那年，日本鬼子投降。父母为了接收东北，扔下我们带着队伍北上。第二年，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组织上委托一位要北上的女干部，带我们到江北找父母。三岁的我们经过5000多里的长途跋涉，绕道内蒙，最后到了长春。

　　父亲一听说接待站来了一对找父母的双胞胎，便跑到接待站，隔着窗户看见了正在睡觉的我和弟弟。为了不打扰我们，他站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抱我们去找妈妈。当时妈妈正在一个会场上讲话，在她要结束发言时，爸爸把我和弟弟抱起来让她看。妈妈见到分别一年多的孩子，最后几句话没讲出来，流着泪走下了台。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忙碌的。有时父亲深夜开会晚回，早上我们起床后见他还没起床，就跑到他房间，骑着他肚子说“骑大马”。我们使劲地蹾他的胸部、腹部和腿部，并哈哈大笑。父亲挺高兴，哄着我们一起玩一阵。

　　第一张劳动照片

　　1953年，我们全家搬到长春。父亲到一汽后，就很少在家了，大多数晚上睡觉前，我们见不着他。早上他很早就走了，有时能跟我们一起吃早饭，但吃过饭我们就要去上学，也说不上两句话，交流很少。

　　那时一汽刚开始建设，父亲为了掌握汽车技术和企业管理知识，在家中的办公桌上，摆了很多专业书籍。略有空闲，就翻看这些书。我放学回来，有时也去翻他的书看里面的画，慢慢地产生了兴趣，并认识了吉斯150、嘎斯51、吉姆、雪佛兰、道奇等汽车；知道了通用、福特、斯大林、莫洛托夫等汽车制造企业和车床、铣床、磨床、压床等金属加工机床名称。我懂得了很多一般小孩懂得不多的汽车常识。

　　父亲看到被翻乱的书籍，先是用锁门的办法阻止我乱翻，但一有机会我又钻进去看书中的画。后来他引导我们学习，每月给我和弟弟两元钱买少儿科技读物。从那时起，每当我们抱起课外书，就在科技世界中漫游。我们兄弟对科学技术的深厚兴趣，是与父亲的指引和熏陶分不开的。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很关心，但也就是看看成绩。当时我的学习成绩比二弟差，又很淘气,所以经常挨批评。在家里，我们兄弟都怕父亲，尽管他从没打过，甚至没严厉训过我们——犯了错基本上是母亲教育我们。

　　我那时一直认为，父亲工作这样忙碌理所应当，毕竟他是领导。父亲有时带我们出去，顶多就是看个电影。那时每个周末,长春市会在长春宾馆为领导干部举办舞会或放电影，并且可以带家属。

　　父亲经常在星期日到建设工地上去了解情况。有一次我出于好奇，去当他的“小尾巴”，跟着他到建设工地上转。见到人就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由于对父亲存有敬畏心理，我只敢在汽车行驶时向他发问。这样转了半天，我在小朋友中足足吹了一周的牛。这真是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为了满足我的要求，父亲偶尔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早上告诉我：“又要去现场。”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地高呼：“爸爸万岁！”在一汽建设时期，父亲很少在家过星期天，绝大多数时间是我们晚上睡觉了，他还没有回来。因此星期天到建设现场去当“小尾巴”，成为我们之间培养感情的宝贵时间。

　　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们讲他的业绩。家里一来客人，我们都得自动离开。所以很多子女在回忆录中讲，他父亲或来家的贵客说过的可以载入史册的话，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空白。

　　父亲在调离一汽前夕，为了满足我爱看工厂的癖好，连续几天都把我带进一汽，让我尽情去看，因而绝大部分车间我都看过两三遍。对汽车是怎样从原材料经加工装配变成产品，我总算看明白了。这是父亲有意给我创造的学习机会，这对我后来也进入汽车企业起了很大作用。

　　记得1955年一个星期天的夜晚，父亲告诉我，明天让我去参加建设一汽工人俱乐部的义务劳动，他还讲了列宁参加星期天义务劳动的故事。看到父亲的高兴劲，我连珠炮式地开始发问：“为什么要搞义务劳动”、“义务劳动为什么能培养共产主义思想”、“为什么劳动不全搞成义务劳动”……这天是我在少年时代从父亲嘴里得到最大量知识的一次谈话。

　　最后父亲说：“以后有问题，你自己先想一想答案，实在想不出来，或想出来的答案心中没有把握时再去问别人，这样可以锻炼思维能力。”这话他后来又说过几遍，或者直接反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这使我慢慢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第二天早上，我跟着父亲去参加义务劳动。那是个挖地基的活，干了一会，有人找父亲汇报工作。他刚要走，我也扔了铁锹跟着他。父亲带着命令的口气说：“你是来参加义务劳动的，好好干活，我一会就会回来。”我只好又挖起土来，边干边看父亲在哪里。我还发现父亲不时地看我一眼。后来父亲回来了，我紧挨着他一起干，父亲还说要和我开展劳动竞赛，因此我干得极卖力。

　　到中午劳动结束时，我这个不到12岁的孩子骨头架子都快累散了。回到家，奶奶问父亲我表现怎样？父亲乐呵呵地说：“还不错，像个小工人的样子。”对于这个表扬，我高兴极了。

　　俱乐部建成后，在门厅东边有一张父亲参加义务劳动的照片，我也在这个画面中。这是我第一张劳动照片，使我真正感到了劳动光荣。在离开长春前夕，最后一次在一汽工人俱乐部看电影，我还专门又去看过那张照片。

　　做有知识的工人

　　文革时期，我在北汽工作，父亲在二汽被批斗后，又被一汽的造反派带到一汽，我无法和他联系。后来很多人给我讲述他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并关押在一汽地下室的情况。批斗时，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用细铁丝拴着的钢板，上面写着“走资派××”，还要“坐飞机”。

　　父亲是被二汽“解放”的。二汽军代表到一汽要人，他才被释放。当时二汽重新开工建设,父亲没回家养伤，直接回到二汽工作。父亲对这段经历从来没有埋怨过，起码在我面前没有，就像没事儿发生一样。他心里只装着二汽的事业。但当我又见到他时，我发现父亲笔直的身板已经驼背了!

　　1970年秋，我调到二汽工作。二汽条件极其艰苦，父母和五弟住在一间11～12平方米的小平房，我和太太各住单身宿舍，不住在家里。我女儿出生后，父母就把3平方米的小厨房给我住。屋子长两米多，宽度就刚够放下一张90公分单人床，这样门只能开45度左右。睡觉时把门关上后,再放一个30公分的木板，就把床加宽了。我们一家三口就睡在那里,还在房顶上搭了隔板放东西，墙上钉了很多钉子挂东西。

　　就这样，我们家还算住得好的。后来有人写大字报指责父亲，我们只好搬走，借住到老乡用猪圈改造的“出租房”。再后来，二汽的宿舍条件逐渐改善，父母搬到别处住，这房子属厂办公室。我太太本来就在厂办公室工作，我们才又搬了回来。在居住方面，我的确沾了父亲一点光，因为还有比我住得更差的。

　　父亲是党性很强的人，能自觉抵制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他在二汽工作了14年，很长时间是一把手，母亲还是政治部主任，而他们的五个儿子和五个儿媳妇中，先后有7个人在二汽工作过，但这14年中没有一个人在二汽入党，没有一个人被推荐上大学。不但没有一个人提干，反而由父亲决定，把我从产品设计处下放到发动机厂当工序工。

　　那是1975年春天，二汽的设备基本到位。父亲下去视察时，听说一些自动生产线的操作工是文盲，他回来就一直琢磨，然后就让我带头下去，做有知识的工人。他说，在国外这种自动生产线都是工程师操作，他希望我能带个头。

　　后来我们曾谈起此事，父亲说：现在一些干部为自己子女搞特殊化，影响极坏。有人不实事求是用这类事臭我，但我问心无愧，谣言不攻自破。干部子弟若有人关照，很容易飞黄腾达，但高职低能并败坏党风，已经引起群众严重不满。然后，如果他们受不到关照，要比别人难多了，就是你表现好，能力强，重用你也有“抬轿子”、“拍马屁”之嫌。

　　父亲还说，我希望你们兄弟个个有出息，但你听过小鸟的故事吗？每当小鸟羽翼丰满时，老鸟就把他们统统赶走，让他们自己去生活。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带头端正党风；二是为了我们共同从事的汽车事业不受损失；三是严格要求你们，使你们更加努力地去闯。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希望你们能理解。

　　我们最终都理解了父亲。

　　父亲并不是不关心我。他要求我闯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他说，今后二汽还要更多地装备先进设备和自动机床，需要大量有知识的生产工人去调试和生产。要实现四化，生产工人也必须知识化。

　　日本的经验是，文化水平高的工人，劳动生产率高，机床故障少，产品质量好。你就是我种的试验田，二汽有那么多攻关项目，技术革新的内容也很丰富，你下去只要不怕吃苦，就会大有作为。今后我还要动员更多人上生产第一线，争取每条大型自动线，都能配上一名值班工程师。

　　我听后很受鼓舞。下到发动机厂后，我成为自动生产线的“县（线）长”。不久，我就把连杆自动线一班的产能从30～40辆份，提高到150辆份，还搞了一些技术革新。

　　同时为了搞好工作，我住在厂里，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后来大概还有十几个人先后下到车间去，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有知识的工人，下去的人并不受欢迎，多数人干了不久就离开了。

　　1979年，父亲离开二汽时嘱咐我，在生产线配置有知识的工人不成功，但方向是对的，如果生产线上有知识的工人少，那么生产肯定不顺畅。因此别人都走了，你才能走。这样我整整坚持了6年半，1981年才离开生产现场。

　　特殊形式的谈话

　　父亲到北京后，我们见面机会较少。我在二汽做过很多工作，主要从事汽车政策研究和市场分析，因工作需要，经常去北京。这类研究课题在改革初期是个新鲜事，谁都没摸索过，我琢磨向谁学呢？最好的人选就是父亲，因为他1979年在中汽公司和大国企设立了技术经济研究室，下达过很多课题，对此他也特别重视。

　　从1983年到1987年初，我每年大概有3次以上的机会出差去北京或在北京换车。去北京前，我一般先给父亲打电话，看他在不在，他在我才去。这样我们晚上就有机会谈话。我们的父子情便转移到这种特殊的谈话上。

　　这种谈话一般在晚饭后。我有很多问题请教他。父亲把我叫到楼上，他保持着一贯的威严，而且老是挑我毛病。讨论问题时，他总让我先讲企业内或社会上存在的不正常问题以及我的看法。他听得十分认真，有时还用铅笔在纸上写几个字。

　　然后他发表意见，还向我传授工作方法、经验和教训，还谈中国汽车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对未来的预测，也讲了很多问题的内幕、详情和背景，以及一些社会现象，这些都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尤其是他对政策研究和建立中国汽车市场的很多观点，使我受益匪浅。这段时间是我在政策研究方面进步最快的时期，我们几个兄弟里，得到父亲在工作上指教和帮助最大的可能就是我。

　　我跟父亲谈话，不光是简单地相互交流，观点不同时，也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当我讲得的有错误时，父亲总是在谈话进行约3个小时时，才对我进行批评。有时我虽然觉得他讲得有理，但仍很委屈地说：“以后我也报喜不报忧，省得你批评我。”

　　这时父亲什么也不说，他带着胜利的微笑，看着我走出房间去睡觉。我知道这既是父亲在了解情况，也是在给我传授知识，所以第二天我们又交谈起来。我在北京时，他晚上有外事活动或来了客人，我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感。1986年9月我们进行了最长一次谈话，连续长谈两天三个晚上，我深深感受到，父亲恨不得一下子把他的知识全都给我。

　　我清楚地记得这次谈话，父亲说：“我为汽车工业奋斗了30多年，其目标是在我死之前，要把中国汽车工业搞到年产100万辆，这样中国汽车工业就有较坚实的基础了。”后来他作为中顾委委员，经常受邀到各地去，和大家一起探讨企业或行业发展问题。

　　1987年5月，父亲到二汽参加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讨论会，每天下午开会前和没有客人来访时，我都在父亲房间里听他对一些问题的独到见解。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一汽、二汽都让我牵头撰写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我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但我实在太忙，你是搞技术经济研究工作的，如果我完不成这个工作，那些资料……”

　　他没说完，我就打断父亲的话说：“你身体这么好，完成这项工作没有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是最后的诀别。他走的时候，中国汽车工业年产还没达到100万辆。但父亲一直认为，不论做什么事，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做不到最好，也要保证你尽了最大努力。他对待事业的这种态度，对我影响很大。

　　父亲为了中国的工业化，或者用他的话说，为了奠定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础，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文革时他在一汽被打得很重，我曾试着问他，他避而不谈，只是说：“你不要了解这些情况，要多看到正面的东西。”

　　我想，他是担心向我谈了这些后，我会产生消极想法，影响工作。一直到母亲说要写《饶斌传记》，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跑了很多地方收集与父亲相关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对父亲有了更深的认识。

　　父亲刚去世时，我突然意识到：以后的人生没有老师了，只能靠自己摸爬滚打。后来每每遇到困难，我就会想到父亲，想到要是他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处理，想到跟父亲在二汽时的困难比，这点困难不算什么。我有父亲作为榜样，他的精神一直支撑着我向前。

　　父亲病危昏迷时，我一直以为他能醒过来。我从二汽赶到上海，待了20天，不管是谁说病危，甚至医院发病危通知书，我们半夜过去，看到他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我都觉得他还能醒过来。

　　但父亲最终未能醒来。父亲一直是我的榜样，但是他太忙。1952年长春一汽筹建时，我才9岁，到他离开二汽，这期间我们从来没有超过20分钟的谈话，要么被别人打断，要么他有工作。经常吃完饭聊两句，他就说，你们回去吧，我还有事儿。他也没有长篇大论地教导过我们，但他的行动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人，也包括我们兄弟几人。

　　父亲在天若是有灵，我还有三句话想对他说：第一，您生前的奋斗目标——100万辆汽车的年产量，在您离开后的第4年就实现了；第二，如今我国汽车产销量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最高；第三，我想告诉他，儿子没有给您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