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斌同志为二汽呕心沥血，百折不挠，鞠躬尽瘁。在这里我讲几个小故事。

　　吴庆时（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

　　饶斌同志是中国汽车工业之父，他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我有幸参加了二汽（现在的东风汽车）建设，得到过饶斌同志的不少教育和帮助。

　　在二汽建设中，饶斌同志始终坚持创新精神，追求技术进步，我们深受教育。二汽筹建始于1964年末，当时西方封锁我们，前苏联早已停止技术援助，我国仅有建设一汽的实践经验。国家提出二汽项目主要考虑在三线能生产汽车备战，作为筹建者，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二汽照一汽翻版——一汽不就是前苏联斯大林汽车厂的翻版嘛。

　　但饶斌同志并不回避风险，坚持二汽不能照抄一汽，必须生产“第一流产品”，并决定实行“四新”方针：即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进一步实行专业化生产，还正式上报了《建厂方针十四条》。他坚信中国汽车行业、机床行业和冶金行业的广大职工有能力自力更生创造奇迹。

　　没有外援，就全国“聚宝”，发动各地老厂“包建”新厂。二汽与全国27个省市140多个厂校以及科研设计单位合作，并组织多人到各地调查研究，把好东西都吸收到二汽。例如，在一汽产品研发的基础上，在南汽试制新车型，在武汉和各地包建厂组织中间试验。

　　二汽建设结果是生产了三种东风卡车，采用新设备1100多种，5300多台，其中自动线117条。采用高压自动造型，工频融化，机械锻压，冷挤、冷压、冷墩、冷敲、锻压涨型等新工艺40多种，新材料13种，使我国汽车工业水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汽生产的五吨载重车曾送到法国雷诺公司做了一年试验。时任雷诺公司的董事长保尔•贝利埃说：“二汽在雷诺试验的两辆车是好的，设计是好的，制造得也很好。”这已不是印象，而是雷诺公司的结论。改革开放之初，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派人到十堰参观，都表示“想不到中国人仅靠自己能建成这样高水平的卡车厂”。

　　当然，采用“四新”不会一帆风顺。二汽先后组织过设备攻关；产品攻关和工艺攻关，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二汽自力更生也并非就排外。有条件时二汽也争取做了些引进，比如大型铸造和锻压生产线，还花钱请英国里卡多图公司帮助其改进发动机设计，并聘请加拿大铸造专家来十堰工作数年。

　　八个故事

　　饶斌同志事业心极强，为二汽呕心沥血，百折不挠，鞠躬尽瘁。在这里我讲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1965年春节刚过，他就带领姜季炎、韩云岭和我去川南、川北和贵州各地选择厂址，历时月余。那时三线建设刚开始，全国许多项目都去抢地盘，拿到好地方很不容易。饶斌同志带头爬山涉水，风雨无阻。一天要跑好几个点，有时实在爬不上山了，他也会在一旁实地观察，让大家前去看个究竟。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中午，大家跟他一起在胡同口一个小摊上吃面条。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请客。这位52岁的老领导就这样不辞辛苦，在工地过了生日，使我们感动万分。

　　第二个故事：1966年秋，在湖北老营宫挂上了东风机械厂的牌子，二汽筹备处开始现场办公。当地造反派气势汹汹地要来老营宫“破四旧”，不过，那时正巧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口号。造反的看见老营宫已成为工厂，只推倒几处汉白玉栏杆就撤退了，东风机械厂这块牌子还无意中保护了这个明朝古迹。

　　一天，饶斌、陈祖涛和何方等同志一早动身去爬武当山。那时没有任何登山工具，全靠两条腿。山路崎岖陡峭，有些地方前一个人的脚后跟会碰到后面人的鼻子尖。他们回到老营宫时天已黑多时，何方同志体胖，山里老乡看他累成那样，就问他有没有80岁？

　　何方同志说，今后除非组织决定，再也不爬武当山了。

　　饶斌同志当时就接着说：对，那我们就号召二汽所有职工都爬一次武当山。建设二汽就是需要艰苦奋斗。

　　在老营宫期间，饶斌同志天不亮就带领大家列队沿老白公路跑步。他个子高，排最前头。老农家的狗跟着跑，跟着叫，他也不怕。

　　第三个故事：十堰开工初期，还没通铁路。基建材料需要水运到汉江码头，再用汽车拉到工地。汽车不够用，饶斌同志就号召职工用手推车去抢运。他不顾大家劝阻，亲自带头拉车，汉江码头将近30公里远！那时饶斌同志已经53岁了。不得已，大家安排他的一个儿子陪他安全地跑了全程。

　　第四个故事：1967年初，十堰现场几个造反派开始批斗饶斌同志，在张湾揪着他的头发一脚踹翻倒地。散会后，饶斌同志还继续抓工作。有一次，他还让我找来两辆自行车，陪他在山沟里骑车子下厂。不久，十堰的造反派把饶斌同志押送到长春，谈所谓“联合造反”。一到长春，饶斌同志就被一汽造反派“夺”走，受尽毒打折磨，后来在好心群众的掩护下，绕道去火车站，才得以离开长春。他挤坐在硬座车厢里，就这样回到十堰继续抓工作。

　　第五个故事：二汽的所谓“厂址造反”也闹了好几年。有的职工主张二汽建在襄樊、谷城或更开阔的地方，并将此事反映到中央。国家建委表示襄樊不属于三线。但有的人仍不罢休，一直在闹。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的谢北一到湖北省做调查，后在北京召开座谈会，饶斌同志在会上正面解释了十堰厂址是按国家政策选定的。

　　造反派却不依不饶。会上气氛很严峻，有人形容为“黑云压城城欲摧”。谢北一同志也很为难，他私下对饶斌同志说，你们群众一边倒，让我怎么做结论？！你们二汽还建不建啦？

　　饶斌同志就示意让我在会上硬着头皮顶。最后，终于保住了十堰厂址。

　　过了几年，军代表又表示饶斌同志和齐抗同志对“厂址造反”是“假反对，真支持”，还上纲上线说成“厂址造反就是五一六反革命”。为此，我也受到牵连，被批斗半年多。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此事才不了了之。

　　现在回过头去看，十堰厂址对建设大型汽车厂来说并不太理想，但当时如不符合三线要求，二汽就不能上马。汽车行业发展就得等十年文革结束后再说了。

　　第六个故事：1966年末，齐抗同志在北京跑二汽立项。李子政同志经过北京，齐对他说：看文革形势不妙，饶斌同志交待过，自己和齐抗都难免被打倒。张庆梓和陈祖涛领导下的长春汽车研究所和工厂设计处都是带头造反的单位，他两位也难逃厄运。五人领导小组中只有你李子政是工人出身，在工人里威信高。人称“李青天”，如果你能保留下来，你就继续干，不要顾虑，尽力保二汽能继续建设下去。

　　高广智同志和我当时在齐抗同志身边工作，听说这些话后，既难过，又感动。后来，事情发展虽有变化，但却更复杂更曲折。

　　第七个故事：二汽军管后，成立总指挥部。饶斌同志没有靠边站，但是比靠边站还难受。在所谓“设计革命”运动中对工厂设计乱“砍”一阵，还要饶斌同志反复检讨“贪大求洋“和“修正主义”。当着饶斌同志的面，批知识分子是“草包”，甚至还在大会上说“工人按图纸做的零件都错了，不按图纸加工反而对了！”还让饶斌同志表态。饶斌同志曾提醒过“质量第一”，军代表却反问他：你把林彪的“四个第一”摆在哪里？

　　第八个故事：1975年饶斌同志借小平同志复出开始整顿的大好时机，搞大会战形成两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二汽开始出产品了。但好景不长，小平同志再次下台，饶斌同志也又一次挨批斗。他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前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是饶斌同志的老朋友，路过十堰时来看望他，并劝他：“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看吧。”饶斌同志却表示：“二汽建设我放不下啊！”

　　百折不挠

　　粉碎“四人帮”后，饶斌同志又带领二汽人把五吨载重车建成投产。他就是这样一位百折不挠，

　　为汽车工业鞠躬尽瘁的巨人。

　　饶斌同志很重视人才培养。二汽在建设同时就组建了职工大学和技术中专，安排孟少农同志兼任工大校长，并亲自讲课；安排陈祖涛同志赴德国请弗朗荷夫学会派专家来二汽执教技工学校。从这些学校里出来的毕业生，各专业厂争着抢。

　　饶斌同志关心并支持发展重型卡车。1980年代初，中国载重汽车“缺重少轻”问题凸显出来。那时饶斌同志刚回到中汽公司，再次主持全国汽车工业工作，就开始筹备新建重型汽车厂（当时称三汽）。由于种种原因，几年下来也未能在国家立项成功。

　　但他仍不放弃。1983年，他又把济汽、陕汽、川汽、杭发、潍柴、陕齿等汽车和零部件厂组成重型汽车联营公司，走老厂改造引进技术的道路。饶斌同志还亲自到济南主持公司成立大会，并到各成员厂调研。在这之前的1982年，饶斌同志就把我叫到北京谈话，把我调往筹备中的重汽联营公司，分管技术引进和老厂改造规划。

　　1983年12月，重汽公司和奥地利斯太尔公司签订技术引进合同。1989年6月即生产出第一辆国产斯太尔重卡；1992年斯太尔投产，国产化率达到77.5%，这个比例在引进技术项目中算较高。

　　对重卡老产品，饶斌同志也非常关心。比如川汽和陕汽原来都是为军车所建工厂，那年头军品订货少，企业经常“吃不饱”。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品“军转民”还是一道工厂自己难以逾越的坎。饶斌同志曾带领原中汽公司总经理李刚和我到川汽现场拍板，在引进技术同时，立即研发民用红岩重卡，既适应市场需求，又使川汽摆脱了经济困境。我国重型卡车从年产几千辆，到现在已达到上百万辆，饶斌同志功不可没。

　　中国轿车大发展是饶斌同志的未酬壮志，可惜他走得太早了。早在1958年，一汽就开始试制东风轿车和红旗轿车。二汽的卡车之所以命名为“东风”，就包含着饶斌同志对东风轿车的怀念。改革开放之初，并非所有国家领导都支持发展轿车工业，但饶斌同志还是努力地把上海桑塔纳项目扶上了马，他对后来的一汽-大众轿车项目也十分关心。

　　1987年7月15日，饶斌同志回到一汽参加解放牌卡车出车30年纪念大会。会上，他激动地讲起了轿车。他说：“我老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投身第三次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去实现我们中国几代汽车人的轿车梦！”

　　说完，他的泪水潸然而下。这是他最后一次演讲，也是他的遗留心愿。现在，看到中国汽车年产已远超千万辆，饶斌同志定会含笑九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