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个世界里，爷爷一定还愿意站在银杏树下，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他身上，在蓦然回首中，向我微笑。

　　饶克（饶斌之长孙女、饶达之女）

　　我爷爷去世时我还不到16岁，却因为是长孙女，从小就要给弟弟妹妹们做榜样，其实活得并不轻松。但不知为什么，我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光总是美妙的，比如在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们一起在银杏树下欣赏亮晶晶的叶片，大自然朴素的美让我们沉醉。这时的爷爷对我来说是最真实的。

　　德国叙旧

　　长大以后飘洋过海来到了德国，在2006年我结识了德国大众前任总裁哈恩博士，他和我爷爷共同促成了上海大众的合资项目，并于1984年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分别代表中方和德方在合资合同上签字。哈恩博士、我和他的一个老部下韦伯先生共同度过了2006年夏的一个极其愉快的一天。片片往事，就像在万花筒中的碎片，在时光中合成各种美丽的图案，折射着昔日的光辉和精彩。

　　3年后的2009年8月，在纪念爷爷去世22周年和上海大众成立25周年之际，我又一次和哈恩博士提到了爷爷。

　　在哈恩博士眼中，爷爷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在未见爷爷之前，哈恩博士感觉他和爷爷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特别是爷爷解放前南征北战的革命背景及其代表中国政治家的身份，让哈恩博士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企业家，感觉彼此的差异不能再大了，没想到他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两人在工作中慢慢建立了信任，就好像他们已经互相信任了一辈子一样。

　　我很想知道哈恩博士对我爷爷更多的印象，就问道：“您和爷爷在一起时，有过一些难忘的小故事或细节吗？”

　　“你爷爷是给我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人之一。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我现在都记不清了。”哈恩博士说。

　　我仍不放弃：“比如我小时候爷爷总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我们吃饭都不能掉饭粒，都要吃干净。”

　　“对了，他在工作餐时也是这样，从不浪费，他说，这是他经历了战争年代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养成的习惯。他的着装很质朴却很得体，他本人散发着独特的个人魅力，很有感染力。”哈恩博士一经提醒，就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这席话让我想起了爷爷以前出去参加会议之前都会在家换上正装，有时是笔挻的中山装，有时是西装，我看着爷爷照镜子，感到很好玩，不由地嘻嘻笑，他总是很温和地望着我并和当时很调皮的我告别。

　　爷爷当年在哈恩博士的陪同下，参观了德国大众在狼堡的总部和大众在巴西、墨西哥及美国的工厂并与当地的股东交谈。爷爷认真了解了大众国外工厂对当地就业、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相关供应商体系的配套问题。他还和哈恩博就正在谈判中的上海大众项目的设想和下一步的举措做了深入的沟通。

　　中国有句故话“百闻不如一见”，爷爷通过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深信上海大众合资项目应是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有利的。28年前，许多中国的政界和经济界要员都反对过大众项目，爷爷力排众议，促成了这个项目上马。这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其实爷爷的一生不像别人想像的那么叱咤风云，他也是经历了许多的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他受到了很大的迫害。我小时候看到大字报上有爷爷的名字，就指给妈妈看，并说这是坏蛋写的，被妈妈立刻拉走了。我当时还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文革中造反派的折磨让爷爷老得很快，也给他的健康投下了深深的阴影。记得在文革后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爷爷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爷爷清秀、英俊、高大，让我有“惊艳”的感觉。我不禁对身旁的爷爷说：“爷爷，你以前真好看！”爷爷无声地笑了，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

　　短暂重逢

　　爷爷从不搞特殊化，非常廉洁和以身作则。文革后他被调回北京任要职，却把他的两个儿子，包括我爸爸，留在了十堰二汽。其实他是完全可以把我们带走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1970年代的十堰，各项条件比现在是天壤之别。比如我当时很喜欢画画，但是没有专业课可以上，想学一门乐器也没有条件。我和其他小朋友只能在放学后一起坐在自家的小板凳上画画到天黑。

　　记得一次放暑假去看爷爷，我非常兴奋地到了北京城，当时我穿上了妈妈给我新买的绿衣白裙，在十堰算是很时髦。爷爷晚上在和我独处时问我：“克克，你的裙子是哪儿买的？”

　　“我妈在我们那儿刚给我买的。”我立刻得意地回答。

　　“真好，在十堰也可以买到这么好看的衣服了。”爷爷幽幽地说。

　　又过了几天，爷爷突然对我说：“你们在十堰这些年一定比较艰苦，我当时没带你们来北京，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让你们受苦了。”我立刻联想到我渴望已久的专业美术课和音乐课，但看到爷爷难过的样子，我忙说：“爷爷，没事，我们挺好的。”

　　爷爷调回北京后偶尔会来二汽出差，这对我和弟弟来说是件大事，我们非常期待着通常是非常短暂的会面。1987年6月，爷爷来到了十堰。这次他特意抽出点时间和我们一起郊游。我们一同逛公园，划船，在青山碧水中，在初夏的阳光中荡漾着我们的笑声。

　　他问起了我的功课，我很自信的告诉他我的成绩。爷爷尤其问到了我的英语水平并和我简短地用英语对话，当时的他已经意识到英语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性。我那年只有15岁，但已经长得很高了。爷爷看着我，不由地说：“克克，小克克……”我望望爷爷，在他眼中我找到了深深地爱。我心里不由地一动，在我6岁以前，爷爷在二汽工作，作为长孙女，我和爷爷生活在一起，感情深厚，即使后来我们聚少离多，但还是有一条无形的纽带相连。

　　我认为我是很懂爷爷的，他风度卓尔不群，许多东西可以意会不须言传。但是他过早逝世，就在我们十堰一别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87年8月，他出差中病逝于上海。我们赶到上海却没能见到他最后的一面，听说他在发病初期朦胧中曾呼唤过我们的名字。在遗体告别时看着爷爷那么平静和安详的遗容，感到他永远是那个真实的他，即使在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一定还愿意站在银杏树下，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他身上，在蓦然回首中，向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