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已成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公众的一块心病。每一个经常被堵在路上的人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谁造成了日复一日的交通拥堵？遇到车辆运行中突发故障而造成的半路抛锚，人们难免要对汽车设计制造者的能力和责任心加以诟病；遇到因不大不小的交通事故而造成的道路窒碍，人们难免要对驾驶者的操控技能打个问号；遇到出口入口混乱不堪而进不得退不得，人们难免要对路桥设施规划设计制造者的业务水平提出质疑……车辆、道路、人，对交通秩序负责，一个都不能少。

　　诚然，在系统观的视野里，如果有更可靠的车辆，交通秩序会好得多；如果有更宽敞更合理的道路，交通秩序会好得多；如果有更高超驾驶技能的人，交通秩序会好得多。这些“如果”所指出的方向上，的确铺陈了不断改善交通秩序的正确道路。

　　但是，在笔者看来，眼下，对于备受拥堵煎熬的芸芸众生来说，在期待那些需要较长期积铢累寸才能形成的正能量的全面养成之时，也许更希望尽快消除那些对交通秩序具有毒瘤戕害的负能量。从民意反映来看，其中，以特别路权的滥用为尤，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某种程度上说，在人-车-路既定的条件下，治理当下交通秩序的关键，首先在于对滥用特别路权的成功遏制。

　　路权，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在道路上自由移动的权力。然而，正如其他任何公共资源一样，道路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路权自由的相对性。所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必然会对每个道路参与者的路权加以适度而必要的调节和限制，以维护道路交通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总体最优。其中，法律赋予并承诺保护的公民个人日常出行需要的路权，以及政府与相关公共服务机构履行正常职能、等同于一般公民需要的路权，不妨称作“一般路权”；法律赋予和承诺保护的政府及公共服务机构在履行特殊勤务时，有超越一般公民正当路权之上的路权，不妨称作“特别路权”。

　　令人沮丧的是，这样一个世界通行的道路交通路权制度安排，在中国大地以法律的名义产生了独特的变异，总有人能够突破法规对一般路权的限制而滥用特别路权，形成一道别具一格的特权交通景观。主要表现略分为二类：

　　一是，打着特殊勤务旗号，滥用法律许可的特别路权。一些部门或机构的一些公车，在执行非特殊勤务之时，不甘于一般路权，抬脚动手都要动用特别路权——例如，动辄封路、开启警示灯，要求他车无条件让路；再例如，在路上，傲睨一切交通指示警示标志，无拘无束，恣意畅行。出行，成了某些人特别身份的炫耀之旅。这是直接的滥用特别路权。

　　二是，一些人，本不属于政府机关或公共事业部门，没有被赋予任何特殊勤务职责，从来都只能拥有一般路权，但是，因其自觉“身份地位”特殊，或自诩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特殊，开车上路后，顾盼自雄，什么规矩什么方圆，全不在话下，交通中出了小问题使钱财抹平，有了大麻烦找关系摆平。这是间接的滥用特别路权。

　　公众都明白，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特权，是这些人行为的惟一根基。正因如此，滥用特别路权，在公众眼里，就是滥用政治特权，它自然成为当下破坏交通秩序的第一公敌，极易引爆群体性不满。

　　任何一个社会风气和法律环境的纯化过程，都不是全民同班同级齐步提高的过程，而必然存在一个由社会精英群体示范带动、多数公众向善跟从的教化过程。如果承认我国当前的交通拥堵已经涉及到交通文明的话，那么，中国当下所急需的，不是全民交通素养的普遍同步提高（事实上短期内也不可能同步提高），而是急需社会上有影响力的那部分人率先垂范，至少自己首先做一个遵法守规的合格交通人。

　　本来，拥有特别路权的单位或个人，客观上都是汽车交通社会里无可替代的交通文明先锋和汽车消费旗帜，他们的言行举止，能够对交通环境中的所有其他参与者，起到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教化作用。但是，倘若这部分人不仅不能做样板、做表率，相反，其偭规越矩、扰乱交通的行为又得不到应有的惩处，那么，全面提升普通公众的交通文明教养，从何谈起？总不能让那些人微言轻的人出面做先锋吧？

　　违反交通法规的反面示范作用，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唾弃而得到遏制和纠正，否则，即便我国的道路上全部都是最安全的车辆、即便我国道路设施全部都是世界最好的硬件，我们照样要遭受拥堵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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