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汽

　　从1952年12月底初到一汽，转眼50多年已去。穿越这段尘封岁月，重回起点，他的悲喜汽车人生才刚刚开始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需要大量干部搞建设。中央决定，凡是在地方工作的，一律回国参加建设。中组部干部局局长和东北局领导专门到朝鲜来要干部。

　　我原来在东北局，按规定得回东北局。有一天，21大站政治部主任找我："王振，组织说让你回国。"

　　"你认为呢？主任。"我问他。

　　"主要看你愿不愿意回去。"

　　"组织定吧。"我说。

　　主任本来不想放我走，南京军事学院要来抽调6个年轻的团级干部，他认为我有知识有文化，想让我去南京。

　　但当时我爱人在东北一所学校教书，她还在等我回去结婚。我爱人是北京人，在北京女中上过学。1949年我在东北局组织部管干部时，组织让我到北京给育才学校调干部，我通过中央组织部安排，到北京市教育局要人，正好她那年从北女师毕业，我就把她调到长春。随后我上朝鲜前线，她一直等着我。

　　最终我仍然选择回地方。回去后我们就结了婚，否则就可能留在军队，我的人生可能完全改写。

　　我被分到东北局组织部东北二科，专门接待从朝鲜回国的干部。朝鲜战争结束后，退下来不少人，他们打过仗，立过功，不太服管，我穿着军装，和他们比较好谈话。

　　我怎么到一汽的呢？管干部管了一个多月，东北局开始给汽车厂配干部。21大站站长张骞光被调到一汽土建公司当经理。他看到我就说："王振，你待在这里干嘛？赶紧搞建设去。"

　　他还给我解释，中国成立了652汽车厂,就是毛泽东汽车厂。"这个汽车厂好啊，生产线是流水线，就像流水似的。"

　　我赶紧去找组织部沈部长，提出要去汽车厂搞建设。中央监察部部长找我谈话，把我好一顿批评。他说："好不容易战争结束，我们把你调回来管军队干部。现在你又想走，东北局组织又不是饭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我看走不了，只好跟张骞光说明情况。张骞光找到当时的一汽厂厂长饶斌，讲了我的情况，饶斌再去找沈部长。这次沈部长就不好再说什么，同意放我走。

　　1952年12月底我到一汽，之后一直在汽车厂，一晃50多年过去了。到长春时，一汽正在搞建设。我先在技术教育训练处当计划科科长，负责干部培训。一汽的干部级别都很高，厂长饶斌原是省委书记，处长是地委书记，科长是县委书记或部队团级干部，甚至连管仓库的保管员都有曾当过县长的。

　　在训练处干了一年多，一汽要挑选年纪轻、有文化的干部去苏联实习。我被选中。1954年5月，我作为第二批实习生被派去苏联（第一批实习生是史汝辑等8人）。我的实习专业是电器修理车间主任，斯大林汽车厂的电修车间，由于生产产品比重已经占全车间任务的65%，在两年前就已更名为电机车间。

　　那时我真不懂技术，甚至连汽车有几个轮子都搞不清楚，就买来大堆资料，坚持学习。我学俄文很快，去苏联前，我强化突击了3个月，其他人学了半年。到苏联后，基本上不用翻译。我的日语也不错，伪满时全用日文教书，后来我多次去日本，也从不带翻译。

　　我的导师罗申是位电器专家，也是位优秀的管理专家，他年纪较大，是第三批实习生江泽民同志的导师。我的实习计划在罗申的安排下分成了四个阶段：一是跟车间副主任沃里奇学习生产现场管理知识；二是在各业务科室学习专业管理知识；三是到重点生产工段实习；四是学习罗申全面领导车间的知识。

　　罗申对我要求严格，几乎每个阶段都要检查我的实习计划完成情况，还问我是否需要他帮助。跟他实习时，他让我搬进他的办公室，让我看他每天的工作程序，如何处理车间发生的各种问题。他还经常把车间管理中容易发生的问题告诉我，问我处理意见，以此检验我的实习效果。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罗申有了更深的了解。有一天，我很早就来到车间，看到他的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用黄纸写的大字报："罗申同志，我们为中国一汽生产的自动控制设备，有的质量不好，这是由于你的责任，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的友好形象……"署名是车间共青团。大字报封了门，罗申很生气，但他还是立即召开会议，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

　　跟我交流沟通时，罗申多次提到想到中国看看。1956年初冬，他终于实现了愿望，以斯大林汽车厂电器专家身份来帮助一汽，只不过那时我已到热处理车间工作。

　　实习的最后半个月，我去参观高尔基汽车厂，它是当时苏联最大的汽车厂，生产胜利牌、海鸥牌和伏尔加等轿车。

　　在苏联，我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个流亡到莫斯科的西班牙共产党员罗•洛斯，他在技术科。我们俩没事就唠嗑，还常在走廊里一起抽烟。两个外国人俄语行是行，但不流利，讲话时容易把语法倒过来。因此，往往我们自己相谈甚欢，但苏联同志却说："你们说的俄语不对，我们听不明白。"

　　苏联老师对我们也不错，经常请我们吃饭。但我们有条纪律：对苏联女孩要注意。苏联在二战中死了不少人，苏联女孩较开放，尤其喜欢中国男同志，因为中国人敬业，又刻苦钻研。有个底盘车间的同志，上海交大毕业，他回国时，莫斯科大学的一位女孩非要跟着他到中国不可，最终被劝退。

　　我要走时，也有苏联同志讲："王振，别走了，留在苏联吧，我们苏联姑娘可好了。"我说："我们是来学习的。"

　　我就写信给我爱人，赶快寄张她跟女儿的合影过来，那时我们的大女儿刚出生。收到照片后，我拿给他们看。"我是结过婚的。"我说。

　　1955年5月我回到一汽，先在轿车车间当主任。一年后，热处理车间主任被调离，我过去当车间主任。不久，罗申来一汽，听说我没电修，而去了热处理，就到热处理车间找我。一见到我，他就说："你学电的，怎么去搞热处理？你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