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处报到，填表写明"工作服从组织分配"，志愿是"去东北工厂"，但却被分配到中央重工业部所属的汽车工业筹备组。

　　我和杨南生是第9届中英庚款机械工程专业的两名公费留学生，在英国学习3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英、法3国共谋，要扣留中国留学生。留英中国学生总会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比如1948～1949年学生会主席黄新民是地下党员，他一直与中共联络员陈天声联系。

　　我是该届学生总会的一名理事，在黄新民指示下，与全国学联驻香港代表黄凯琳联系，并完成留英学生会加入全国学联成为团体会员；也曾向全国学联捐款，奉献留英同学心意，此举标志留英学生会是全国反蒋学生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9～1950年，我又连任两届学生会理事，任《循刊》编辑。此时，学生会发动和团结全体同学，向英国政府进行历时约200天，争取返国人权的坚决斗争，最后取得胜利。绝大部分同学先后回归新中国，学习理工专业者大多进入各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工作，志愿进入工厂的不多。

　　1950年10月我返国后先到上海探亲，我父亲支秉渊是机械行业的知名专家，曾积极配合党号召的护厂工作，成为新政府留用人员，任职华东工业部机械处处长。当时任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得知我从英返国后，要我父带我去见他，并表示想留我在部里工作。

　　我谢绝了汪部长的好意。因为我更愿意去东北工厂工作，正打算去北京报到。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初期，东北从上海招聘的技术人员正在流失。汪（道涵）部长赞许我志在东北，便不再挽留我。于是，我到北京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处报到，填表写明"工作服从组织分配"，志愿则是"去东北工厂"。

　　但我却被分配到中央重工业部所属的汽车工业筹备组，重工业部代部长是何长工，筹备组主任是郭力，副主任为孟少农。筹备组即汽车工业局的前身。到后来我才知道，陈南生已先于我在汽车工业筹备组工作，正是由于他的推荐，我还没到北京报到，就已被中央人事部内定了工作单位。

　　从此我的一生便与汽车工业结缘。

　　得到新中国第一份正式工作，我很激动。我先在筹备组计划科任工程师，科长胡亮是一位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党性很强的领导人。建国初期，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筹备组计划科是重要科室，人称"第一科"。胡亮同志后曾长期任汽车局主管技术的副局长，并多年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在技术方面多有建树。郭力、孟少农和胡亮组成了我国汽车行业最早的领导集体，人称"郭孟胡三杰"。

　　当汽车实验室迁入北京南池子76号时，我被调入实验室，主任是吴敬业。此后几年，吴是我先在实验室，后在一汽技术处的直接领导人。他是一位非党员汽车专家，听说与孟少农和胡亮曾是大学同专业同学，或机械化部队的同事。吴敬业沉稳寡言，善于组织领导工作，是汽车实验室首任主任、一汽首任技术处处长、一汽首位设计处处长。

　　后来一汽支援洛阳拖拉机厂（简称"一拖"），他又奉调去一拖厂工作，直至病故。可以说，他为我国的汽车拖拉机工业奉献了一生。吴有几个女儿和1个儿子，其儿子在洛拖为抢救同志而牺牲于泄露的煤气中毒。老年丧子是吴敬业人生最大的隐痛，我们深感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