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实验室为解决伞齿轮技术和生产做了开创性工作，为一汽建设解决了一大难题，提供了技术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下面我再讲讲我所了解的早期汽车实验室的几件往事。

　　一是筹备设备仪器和吸收人才。

　　1951年我刚到实验室时，南池子76号只有约10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但没有设备仪器，显得空空荡荡。材料部杨南生重点筹划材料机械性能测试设备和化学成分分析仪器，我分工筹划金相试验仪器、热处理用炉和测温设备。当时国内智能自给化学分析的玻璃仪器和试剂以及一些简单的力学测试仪器，我曾在市场上寻找过显微镜，其时并不缺乏桌上的生物显微镜，但费了很大力气才买到一台桌上金相显微镜，配上自制的试样抛光磨盘，总算能看金属试样的金相了。

　　较高档的材料测试设备仪器必须进口。一切外贸环节，都由外贸部经办。因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经济封锁，只能向苏新国家定货。好在民主德国有些名厂，如蔡司光学厂。但是当时外贸部门并无各种样本可供参阅，我们在填申请表时，实际上也是按自己的理解提出货品的技术要求，不但要提中文说明，还要译成外文。是否能使供货方和需求方达成一致而成交，则要看外贸部工作人员的本领了。

　　这项工作进行得不容易也极费时间，第一要列入国家计划，得到稀缺的外汇支持，当时国家外汇有限，全靠农副产品易货收入来平衡收支，若申请方重要性不够，或钱不够，被删除后，只能等待来年。即使排上队，订了合同，也还有生产和运输周期，也可能货物性能不太对路，到货后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

　　我在北京工作近3年，也没看到一些重要设施到货。直到实验室材料部由杨南生率领全体人员连同全部物资支援一汽冶金处中心实验室时，我才看到当年对外定货确实为一汽建设打下了材料试验的物质基础。

　　南池子有了国内市场上采购的初级设施，便可以招收人员。赵德寅是高中学生，最早开始做金相实验，后来他在一汽技术有成。杨南生率队伍支援一汽时，像吴景之、姚贵升、龚远耀这样的优秀技术人员便成为一汽的重要材料技术专家。

　　实验室早期从国家仓库调拨入几台机床，主要是日本赔偿物资，大多磨损严重。后又调入几名老师傅，才有了一点修配能力。调入一台残损的动平衡机，由沈永言去修复调试。

　　二是为一汽做螺旋伞齿轮生产准备前期工作。

　　汽车筹备组来了苏联专家。专家提醒筹备组领导，汽车后桥的一对螺旋伞齿轮的制造是最关键项目，因为其加工设备和技术为美国格里森公司所垄断，中方要有所准备。

　　正好杨南生1943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曾到当时中国最大最先进的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被厂方分配到螺旋伞齿轮制造部门，其刀具就要用近百个计算公式才能设计出来。

　　中国没有汽车工业，竟有杨南生这样的人才，并且他已是汽车筹备组的职工，领导大喜过望，便在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选了李龙天、张学孟、张显初3人交给杨南生带领，目的是要掌握螺旋伞齿轮切齿技术。

　　于是杨南生除材料部的工作外，又多了一份业务。张学孟善于调查研究和办事，他全国奔走，从各处找到库存格里森机，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答应供给苏联的两整套格里森机床，床身上还有俄文标牌，但1944年德国已呈败相，美国认为战后必然会出现新局面，便将这两套机器扣留，不给苏联，却支援给了蒋介石，因此被张学孟访到，经国家调给了一汽，成为一汽底盘车间齿轮工部的主力设备了。

　　此外，张学孟又另找到分散的格里森机，如上海新中公司1944年曾在湖南祁阳试制过汽车，在其他总成都自制的情况下，却做不了螺旋伞齿轮，只好遗憾地拆进口汽车后桥拼装。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公司便在美国买了一台格里森机床。这台机床也被张学孟调到一汽。

　　总之，经过努力，汽车实验室居然也暂时拥有格里森机床和附带来的操作说明书，以及刀具设计公式资料等。

　　实验室还调来一名有格里森机床操作经验的技师，名叫蔡继常，又录用农场青年马聚坤、曹长有等，都交给杨南生领导。实验室这些人才和设备后来先暂调筹备组所属长春636厂，在一汽建成时，再调给一汽。

　　经过这番努力，汽车实验室为一汽建设解决了一大难题，提供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李龙天成长为我国有名的齿轮专家，早年他曾帮助四川纂江齿轮厂解决重要技术问题，成为汽车局闻名和领导得意的事件。他曾任一汽车间技术科长、二汽总工艺师、南汽厂厂长，是汽车业知名专家。

　　张学孟在一汽曾任切削实验室主任（该室配备了一台格里森机床），后调任陕汽齿轮厂和北京齿轮厂的领导岗位。他的两位早期学徒，马聚坤成长为二汽车桥厂厂长，曹长有也成为处级干部。

　　实验室为一汽以及为全国的伞齿轮技术和生产工作做了开创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