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冯克是解放以后，第一次见面情形已记不清了。他当时是北京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北汽）党委书记，解放初期他就在那里，厂长是李锐。我是北京内燃机总厂（以下简称北内）厂长，那时叫华北农业机械总厂，书记是陈涛。

我们都是北京市直属企业，党的关系在北京市委公交支部科。市委组织开会，大家经常见面，逐渐熟识起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很诚实，说话稳重。

在北京市，跟汽车有关系的企业有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机器很陈旧，因历史上有名的“二七大罢工”而名声大振；铁道部二七机车制造车辆厂，名义上做火车，其实只做客车；石景山钢铁厂，后来的首都钢铁公司，解放前实际炼不了钢，只能炼粗铁。

先讲讲我的历史。我祖辈姓赵，我本名赵德寿，在北平当过地下共产党，1944年被派到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简称晋察冀城工部），这里是晋察冀根据地总部，在阜平。参加革命后，为安全保密改名为李本。为什么改名？防止有人叛变被出卖。城工部工作的人全都用别名，真名必须保密，甚至一起工作四五年的同志互相不知真名。

晋察冀城工部在抗战期间专门委托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一个政治班，专门组织从敌占区来的人员学习马列主义，批判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同时还成立一个中学班，供本地农民上学，以学文化为主。

我被派到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学习。实际上华北联合大学是延安抗大在华北的分校，那时有延安抗大、陕北工学、女子大学等，但抗日人士，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去延安的太多，同时路途也遥远，就像冯克讲述的《步行三月到延安》，于是中共中央就把抗大、陕北工学、女子大学和青年先锋队等这些学校的教员抽调出来，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抗日前线。学员学习完成后，够条件的回晋察冀城工部做地下工作，其他的或留在机关，或去部队，或去地方工作。

我在城工部专做城市工作，因为对北平比较熟悉，1949年北平解放，我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收发科科长，相当于交通科。那时北京市委机关的电话和电报还不发达，我们要将重要命令或者指示从北京市委下发到各城区，有些紧急通知需要人亲自送达，我们就做这样的工作，很重要。

1950年我调任70兵工厂，后改为547兵工厂。这是个大厂，有2000多人，造机枪和手榴弹等。厂长是国民党少将，同济大学毕业，后来被留用。我任支部书记，因为诉苦运动（解放前工人受压迫）搞得好，诉完后就把我派到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当副书记。

回过头来，本来北汽和北内隶属不同部委，前者归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分管；后者归农业机械部分管。按照规划，北汽要为部队造吉普车，但它只能做车身，没有配套发动机，一机部打算在湖南建发动机厂。

但下面有自己的想法。北汽和北内只隔一条街，双方实力都很清楚。如果就近配套，隔条马路就能送到，这比从湖南用火车运输过来可节省很多费用。这种情况下，有次在北京市委开会时，冯克来找我，他说，你们给我们配发动机，行不行？

回到厂里，我马上找党委成员商量，大家自然愿意，毕竟发动机是汽车心脏。以前北内生产拖拉机心脏，为康奈因联合收割机配套，主要是柴油机，这方面较有经验。我想，冯克看中的可能就两点：一是离得近；二是北内柴油机技术实力超前。

但一机部已确定湖南配套，而北内不属于其管辖范围。北京市委倒很支持这种做法，但它同意也不行，怎么办？北京市委出了个主意：让我们两个厂以就近互相配套为由，联合给北京市委打报告。北京市委再上报国家计委，同时抄报给一机部。

当时国家计委负责人是李富春，北京市委负责人是彭真同志和刘仁同志，工业由陆禹同志和张鹏同志负责，一机部负责人是段君毅。此事就由国家计委出面，跟一机部和农业机械部协调。大约3个月后，两部委均表示同意。我们两家从此开始合作。

北汽把发动机的设计图纸、工艺文件、工艺装备等全部无偿转给北内，这真是无私的帮助。坦白说，我们当时很困难，因为农民买不起联合收割机，康拜因销路受限。原机械部部长黄敬曾多次到北内参观，有次他对刘仁说，你们干铁片子，没意思。刘仁又把他的意思转告给我，我们一直希望能找到吃饭的好产品。

某种程度上，冯克同志拯救了北内厂。北内原来主要生产柴油机，给农机部各主机厂配套。当时最大的洛阳拖拉机厂生产履带式拖拉机，发动机自产，北内主要给天津拖拉机厂、鞍山拖拉机厂配套。虽然北内的康拜因在农机系统里名列第一，但在机械行业里却根本排不上名。

给北汽配套，是北内从农业机械转向内燃机业的起端。本来农机部不希望我给汽车配套，后来通过做工作，才同意首先保证农机配套，同时发展汽油机。

北内开始试制汽油机。难度很大，因为发动机先要试制，要过关，要鉴定，通过后才能批量生产。这是其一。其二，北内需要引进这方面的专家人才。而国家投资并不多，北内还要养活2000多名职工。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我住在双井附近的北内宿舍，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半道上被工人拦截住。我下车，问他们干吗？工人们回答，只要每月14日下午准时发工资，你叫我们干什么都行。

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经济本来就紧张。工人们生活也很艰辛。那时一般都是单职工，一人要养活一家人。每月我们都想办法给职工发工资，发完后，他们马上去购买棒子面。

这种背景下，还要让正在研制的汽油机过关。开会讨论时，工人们问我：咱们喊什么口号？我想了半天，一是要让产品过关，二是要准时给职工发工资，便想出了四个字“过关吃饭”，北内人都知道这句口号。

研制期间，我们只好用柴油机利润来养汽油机研发。定型后，使之逐渐上量，慢慢做大。打个比方，如果国家下达车身指标1万辆，发动机最起码也得匹配1万台，另外还要生产维修用发动机。因此，某种程度上，北内发展速度比北汽快。北内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北汽年产量达到1万辆时，北内发动机差不多接近2万台。

这些发动机产量除为北汽配套外，剩下的怎么办？当时北京市工业由万里同志抓，为解决马车不进城问题，北京市交通局开始研制轻型卡车。由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北京二汽）负责，它的前身是交通局修理厂，朱临任交通局总工程师。在北京市的牵头下，北汽、北内和北京市交通局形成专业化协作。北京二汽研制BJ130，北内配套发动机。

BJ130大获成功。那时国家有规定，谁要图纸都得给。沈阳、河北等其他省市也开始造轻型车，北内就扩大配套。除配套轻型车外，北内还为北京旅行车配套，其发动机产量全国前列。

文革后北汽和北内下放地方，划归北京市委管理。汽车和机床划归北京机械局。为解决协作问题，北京市委便把与汽车有关的企业从机械局里单列出来，1971年成立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属局级单位。这种模式走在全国前列，多年后，上海市汽车拖拉机工业公司才成立。

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以北汽和北内为主，从北京市各个厂选派干部组成领导班子。冯克任党委书记，我是总经理。这样开始搞专业化生产，以后逐步扩大，将北京齿轮总厂（该厂生产变速箱，原来隶属一机部，但离北汽和北内较近，配套方便）、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摩托车厂等纳入旗下。就组织架构而言，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旗下又设立北京汽车配件总厂和北京内燃机配件总厂，管理较分散的为汽车和发动机配套的小附件厂，属公司的二级单位。

我跟冯克搭档近两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他搞党的工作，我负责行政。我们之间从没吵过架，也没大的矛盾。行政上事务，如全年计划、季度计划以及其他重大举措，上报党委，讨论决定。

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建立后，北内发动机产量达10万台，不仅配套北京市，还为全国其他城市配套。火到什么程度？用户买车，往往先打开发动机盖，看发动机是不是北内生产，如果是，确定买；反之，则不要。

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基本稳定后，1973年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浙江省比较乱，需要派驻工作组，冯克被抽调到浙江省。他离开后，我是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不久，我被调任农业机械部，从局长做到副部长。1986年退休，当年整60岁。

不管工作如何变迁，我们两家一直保持联系。我身体比他好，一般几个月就会去他家里看看……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我跟王春玲同志讲，不愿同生，愿同死。他是个好党员，也是个好领导。我建议大家不仅要怀念他，并且要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