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一样，我们很怀念冯克同志。他的离开，是汽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的一件大事。他是咨询委主任委员，大家应该怀念这样的老同志，共同努力把中国汽车工业搞得更好，这是冯克同志的愿望，也是我的想法。

　　我认识冯克同志比较早。1960年代他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我在中汽总公司，我们相互认识，但没有很深的交情。

　　下面我讲几件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是1968年初，正是文革期间，有一天，大概上午十点，时任机械部部长的周子健打电话找我。他说，他下午要去看冯克同志，问我能否一起去？

　　当时冯克同志刚获得“解放”。所谓解放，就是不再扣他。我说，没问题。

　　周部长一见到他，头一句话就问：“你屁股还疼不疼？”现在我还能想起周部长说这话时的情景。实际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冯克是因为BJ212，当时准备打仗，前方没粮食吃，要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社会上都很需要BJ212，所以一定要把车搞出来。BJ212在文革期间生产得不错，这跟冯克有很大关系。

　　第二件事，1981年左右冯克同志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地点在国务院北门，靠着北海公园，约两年时间。国家机械委有个副主任叫沈鸿，此人是个大专家，从延安来到北京，他对汽车很关心。当时我在中国汽车配件公司，我经常到机械委开会，听他做报告，向他汇报全国汽车配件情况，一来二往相互之间就很熟。

　　有次我去开会，正好遇到他们两人在交谈。打过招呼后我准备离开。沈鸿叫住我，光祖，快过来，你知道在我们这里开会，喝茶要收钱吗？

　　那时的确有这个规矩，喝茶收三毛还是两毛，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付过好几次茶费。

　　我就留下来。他俩继续讨论喝茶收费究竟对不对，并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大家都不同意收费，都认为“国务院叫我们开会，为何还要收费”？并且饶斌同志也不同意，当时饶斌同志也在这里办公。

　　这叫进门费。沈鸿笑道。

　　当时国家机械委主任是薄一波同志，他上报国务院应取消收费。后来很快就取消。

　　第三件事，1981年左右我从中国汽车配件公司调往汽车局，虽然办公地址变了，但档案还在中国汽车配件公司，这时饶斌、胡亮、刘守华等正在汽车局筹备中国汽车工业公司。

　　我曾给搜狐汽车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汽车60年变迁”，其中有一段提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历经三次变革。第一次是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委托薄一波副总理牵头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对汽车企业实行集中管理，但在文革中被撤销。第二次是1981年成立，董事长是饶斌同志，总经理是李刚，副总经理是冯克。1983年撤销。

　　我到中汽公司的目的是筹建零部件公司。本来中国汽车配件公司要改革，这个公司从交通部接收过来，主要搞生产分配和预算，给这个企业多少，给那个企业多少，相当于物资部性质。后来我给胡亮同志汇报“改不了”。

　　“改不了，那就回来吧。”按照饶斌同志指示，我回到中汽公司。零部件公司怎么搞？我写了个报告，设计两种方案：一是成立零部件事业部制，就像日本制造企业那样，但相对独立；二是单独成立零部件公司。

　　方案报上去不久，冯克同志来找我。他问，光祖，事业本部制怎么组织？怎么管理？单独的零部件公司又如何管理？

　　我就把日本的做法告诉他，并对中国汽车零部件现状做了深入分析。这次单独谈话时间很长。后来讨论时，大家认为还是单独搞零部件公司好。饶斌同志认为，因为要搞国产化，事业本部重要程度体现不够，不如单独成立零部件公司。

　　这样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旗下有七大公司，其中京津冀联营公司和中国汽车附配件公司（后经国家经委批准改为中国零部件联营公司），由冯克同志兼管。

　　1998年机械部撤销，我在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咨询公司。汽车司张小虞做具体工作，他在前线，我在后方。

　　吕福源同志找到我。他说，机械部撤销，你就退休吧。但你身体还可以，要退而不休，再为汽车工业做些事情。他还说，胡信民也将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退休，你们俩都到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简称中汽咨询委）去。

　　接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介绍信，信是写给当时中汽咨询委的两个主任——刘守华和冯克。这封信最后加了一句话：光祖还算年轻，可做秘书长这类的工作。

　　我带着介绍信分别找刘守华和冯克同志汇报。刘守华说，欢迎你来，我没意见，你再找找冯克。冯克说，非常欢迎，你熟悉业务，以后多跑跑。那时他80岁，胡信民近80岁，我近70岁，他们都叫我“小陈老”。

　　进入中汽咨询委后，胡信民任副主任，我当秘书长。冯克同志工作很放得开，刘守华同志去世后，他任主任，胡信民和张兴业任副主任。后来滕伯乐退休，我说，我70多（岁）了，比较粗心，（滕）伯乐工作做得比细，他当秘书长比较合适。我就退下来当委员。

　　冯克同志很谦虚。每次会议，他都参加，与大家见面。后来因身体原因，参会较少。但逢年过节我们都去看他，有重要事情时，胡信民和我会到他家里谈。他总说，你们干，我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