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参加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一汽要建厂，需要大量知识分子。我记得当时周总理讲过，要从现代知识青年中招人，充实156项现代化建设。长春汽车厂是156项之一。一汽因此在全国各地招人。

　　北京招的是通县专区，专员叫王宪，后来任北京市委副书记。那时通县概念包括顺义、房山等郊区，属河北省。作为校学生会干部和班支部书记，我带头报名参加国家建设。全校报考学生30多人，最后定下8人，我是其中之一。

　　由于一汽还没建成，招收的学员被分到全国各汽车厂培训。我分到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学钳工和检验工。培训一年后，本来应该到长春报到，打好行李卷，连火车票都买好了，拎着包裹上车前，领导悄悄找我谈话。他说，你把火车票先交出来，你们有任务，要晚走两个月。

　　共有10人留下。有学员不解，问领导，我们为什么不一起走？

　　我的态度是，让我走就走，让我留就留，晚走就晚走，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第二天就到工厂实习，我被抽调去搞化油器实验，其他则被安排到工具模具等关键岗位。没想到，这一留就留在北汽了。

　　冯克同志1953年从华北局调任北京汽车附件厂任党委书记。1954年我申请入党，最后一个环节是领导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感觉他既威严，又亲切，对党的工作很熟悉。当时北京汽车附件厂只有几百人。它的前身是从国民党手里接收过来的汽车修理厂。

　　冯克和领导班子带着职工积极创业。创业是真干，干部和职工一起，日夜奋战。那时大家站着或走路都能睡着。经过几年艰苦奋斗，1958年北汽从一个附配件厂发展成为一个汽车制造厂，填补了北京没有汽车制造厂的空白。

　　北京汽车制造厂厂名由朱德同志题写，生产井冈山牌小轿车，又先后试制东方红牌中级轿车和北京牌高级轿车。可以说，北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员工从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

　　跟冯克同志搭档的厂长是李锐，已去世。此人很有名气。解放初期他是前门第一任区委书记，曾给薄一波同志当过秘书，有魄力，也有闯劲。他们俩互相配合，一个做党（的工作），一个搞（行）政，把北汽搞得生龙活虎。

　　北汽从天桥刚搬到呼家楼时，一没厂房，二没车间，三没模具，就搭席棚，在里面敲敲打打。很多关键岗位，像汽车的“膀子”，就由有经验的老工人拿榔头敲出来，因此出现了膀子张、膀子刘等，指的是技术水平高的老师傅。

　　经过几个月的奋斗，1958年终于造出第一辆小汽车。有张大家很熟悉的照片，就是李锐开着它到中南海报喜。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坐了一圈，得到肯定。回来后大家继续拼命干，造出约100辆。正赶上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作为检阅车浩浩荡荡经过天安门，完成历史使命。

　　中国汽车历史上，北汽是生产轿车最早的企业。这也等于是向世界宣告结束中国不能造轿车的历史。这大大振奋全厂职工积极性，大家充满光荣感和责任心。北汽质的变化，李锐同志和冯克同志功不可没。也因此，冯克同志是北京汽车工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此后，因工作关系，我和冯克同志经常接触，直到1974年我调到北京市委工作，他从1973年开始组建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此间20年，他一直是我的领导。

　　下面我详细回忆这20年的历程。一是提高企业素质。北汽从一个汽车附配件厂发展到汽车制造厂，技术干部队伍大发展。在汽车附件厂时，只有一个综合技术科，约20～30人，后来发展成独立的工艺科、设计科、规划科、附件研究室、设计室等。其中既有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从外面挖过来的技术干部。北汽自力更生过程中，不仅出产品，还出人才。

　　为培养人才，企业狠抓教育。如业余教育，技术干部都是白天干活，利用业余时间上清华或夜大，晚上学习。那时我白天上班，晚上上课，上完后回宿舍做作业。就这么挤出时间。当时人年轻，又没家庭负担，就是学习和工作。结婚后有了孩子，也是把孩子放保姆家，学习完后半夜才接回家。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这样。

　　再就是注重对业务骨干和技术骨干的培养。那时大学生少，在生产一线搞技术和管理的不一定有高学历，就从中挑出部分优秀同志出去学习，但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北汽从造零件到造汽车的转型过程中，不仅研制新产品，还狠抓人才培养，一方面提高技能，另一方面提高理论知识，培养一批人才。到文化大革命时，北汽厂已有一批技术队伍、骨干队伍、管理队伍。

　　第二，经历1957年反右斗争。冯克同志按照中央部署，组织大家学习和宣传。北汽厂没有过火行动，也没有整过任何人，没有大量给人戴右倾和右派帽子，这说明冯克同志做事稳重。

　　这需要领导艺术，你既要按照要求组织学习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攻的东西，但又要从实际出发，不整人，不过火。这期间我跟着冯克同志搞反右运动，我是支部副书记，积极学习，积极讨论，组织发言。定右派时我们一个都没有。

　　第三，经历1960年到1962年困难时期。没粮食，工人吃不饱饭，但活还得干，任务得完成。当时每人每月定量28～29斤粮食，一到困难时党员带头减粮，吃没得吃，穿没得穿，经常有人闹浮肿，身上一摁就一个坑，严重的躺着起不来。

　　这种情况下，厂领导班子带领职工一边抓生产，一边度难关，一边搞生活基地。过去没有特殊化，领导和职工一视同仁。所以尽管生活困难，但职工们都很稳定。

　　从工人中提拔干部本应是好事，但工人粮食定为30～35斤，干部只有28斤，工资不长，还带头多干。领导拿的东西从来不比职工多。冯克同志是12级干部，最高工资是172元，老八级工是108元。企业一把手和老八级工人就相差几十元，你说差距有多大？

　　我每天早晨带领大家打球跑步，后来发现越是运动量大的年轻人浮肿得厉害，便逐渐减少活动。厂领导再弄点副食品吃，如玉米尖，专门有支队伍负责，稍微补助一下集体伙食。又过了一段时间，中央出台政策，十七级以上干部可以加3斤黄豆，十三级以上干部再给一两斤红糖或白糖。十七级相当于现在的县团级，十三级相当于局级。可以说这3年困难时期，干部职工一起摸爬滚打过来。

　　第四，经历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时基本上所有工厂都停产。冯克同志受到冲击，被夺权，靠边站，挨批斗。但不管怎么闹腾，他没有绯闻。挨批挨斗都是例行公事，当时环境就这样，各家比着干，谁不去谁就不革命，革命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批干部。

　　其实职工们心里都很明白，像冯克同志这样的干部要受冲击，那就没好人了。但没办法，谁也拧不过现状。冯克自己倒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扫过厕所，也扫过马路，不反抗，不闹事。

　　文革前我搞宣传，跟领导不远不近。冯克同志挨批斗时，我们站出来替他说话，某种程度上能化解一些矛盾。任何场合下，他不推卸责任，既不上推也不下卸，也不揽功。他给我的感觉是，不失大节，不失人格，也不失领导者形象。他因此受到群众的拥护和尊重。结合后，很快到岗位继续发挥作用。

　　这里我要提范戈同志。他是最后一任派到北汽的军代表，前几年刚去世。他是政治学院的经济学主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写过评论苏联的文章。到北汽后，他就琢磨如何制服造反派，扶持革命干部，搞好党的建设。

　　范戈同志刚来时，汽车厂造反派很猖狂。当时北京轴承厂搬迁到三线——贵州安顺，符合政审条件的人能上三线，不符合的全都留下。北京轴承厂搬走后只剩下一个大厂房，就是北汽的南厂区，即北京吉普的厂址。留下的约500人全被北汽接收。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北汽造反派的急先锋，在工厂里多次搞武斗。

　　范戈同志给造反派做了大量工作，一是说服他们；二是想办法瓦解；三是把领头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很快工厂就有了变化，造反派势力被瓦解，革命干部重新任用。冯克同志结合后就跟范戈同志搭班干活。

　　这时我是干部科长，在全国介绍如何给党员干部落实政策，汽车厂重新恢复生产的经验。当时北汽为部队生产BJ212，很快产量翻番，年产达到好几万辆。北汽厂在文革后迅速走上正规，冯克和范戈功不可没。

　　北汽培养了很多人才。一汽1956年出车，北汽1954年开始做汽车配件，并抽调骨干支援一汽，提供人和技术力量。其次支援三线建设，由范戈同志和冯克同志牵头包建陕西汽车厂。战争年代需要拉炮车，车在北汽试制、生产、定型，拿到陕汽生产。这些工作范戈同志和冯克同志亲历亲为。

　　此外，北汽还包建二汽（现在的东风汽车）化油器厂，为此还派很多干部到十堰。文革前中央成立汽车托拉斯，全国组成联营公司，郭力是实践者。北京也成立了北京汽车联营公司。但被文革冲散。

　　1973年范戈同志调任北京市委文卫部部长，我也被调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冯克同志开始组建北京汽车工业公司，等于把北京市相对零散的与汽车有关的企业统一起来。从这个角度，冯克同志是北京汽车工业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奠基者。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在北京汽车工业公司干了几年后，1975年中央调他到浙江省当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走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每次回京我都去看他。后来他从浙江省调任国家机械委副秘书长，跟倪志福同志一起。倪在全国机械行业很有名气。中汽公司成立后，他调任中汽公司副总经理，直至离休。

　　我跟冯克同志从认识到现在已58年。这58年里，在一起工作20年。我印象中，冯克同志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平易近人；有能力，有水平，没有大官架子，对谁都很客气；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拉帮结派，从不整人，从不搞特殊化。这么多年来，汽车厂甭管多困难，老百姓没怨言，特别是老北汽职工，对他都很尊敬。

　　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他们夫妻恩爱，俩人共同生活63年，家庭和睦，从没红过脸。我经常说，冯克同志就是我们做人的楷模。

　　这次他病了好几个月，病情加重后住进友谊医院。（王）春玲（冯克夫人）没对外讲。她一讲，老同志们肯定要去看他。一是医院不让进；二是影响休息；三是老同志们年龄都很大。后来《北京汽车报》上刊登了一张图片，大意是北汽领导慰问老同志，照片上只有王春玲，没有冯克同志。

　　老郑（郑焕明，原北汽集团董事长）看到照片后，感觉事情有些蹊跷，便给春玲打电话。春玲说，老头最近住院了，我没告诉你们，目前情况还不稳定，医院不让看。这样大家才知道冯克同志生病住院的事。

　　（2012年）9月30日下午3点，我接到春玲打来的电话。她带着哭腔说，早上7时13分老头去世，中汽公司和北汽集团的人刚走，将于10月6日在友谊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我让她自己保重身体，说，老北汽的人我来通知，你别操心。

　　春玲心脏不好，经常闹心绞痛。有好几次夜晚抢救，冯克同志那时80多，不放心，非要跟着去。春玲便下决心做手术，希望身体好后，后半生好好照顾他。结果手术很成功。这么多年，她一直默默陪伴着他。